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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匡迪院士力争中国有更多的国际标准话语权

2018-11-21 19:27:38

2017年6月4日,“中国材料与试验团体标准(CSTM)委员会”和“中国材料与试验团体标准共享平台”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材料标准在“走出去”与国际接轨道路上开启了新的篇章。

“中国材料与试验团体标准(CSTM)委员会”和“中国材料与试验团体标准共享平台”成立启动仪式

徐匡迪院士作为CSTM专家委员会名誉主席及特邀报告人,在成立大会上作了题为“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力争中国有更多的国际标准话语权”的报告,仪器信息网将其报告内容整理成文,与读者共享。

徐匡迪院士现场报告

中国标准历史源远,农耕文明影响了标准提高

虽然中国现在标准水平落后,但是追溯到历史,2000多年前,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如此辽阔、如此多人口的大国就已经有了全国性的标准。

中国是世界上个制定强制国家标准的国际,2000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了个国家标准称为“车同辙,书同文”。车同辙就是规定当时马车两个轮子之间的距离都统一定为六尺,这样从首都长安到各府、州、县的车道、国道宽度一致,政令、军运物流畅通,保证了秦王朝的统治;“书同文”是指中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虽然有方言,但规定文字相通,就使文化交流及法律法规的执行十分方便。

但中国五千年的农耕文明和家庭手工经营,影响了产品质量标准的统一与提高。农耕文明下的技术是父子相传,师徒授受,不传外人,没有标准可言,师傅怎么说,徒弟就怎么做,没有操作规程。工业文明后,西方大规模工厂经营,要求零配件按标准协作供应。这就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区别。

谈到此,徐匡迪院士回忆说:“回想起1983年我在瑞典一家公司当经理,瑞典的冬天很长,下班有些闲暇时间,同事就建议我到我家里教他们做中国菜,品尝后他们觉得非常好吃。但在教授他们过程中(包括给他们菜单,准备什么材料等),发现他们有详细的烹调教程,而我们没有。中国说牛肉切薄片,没有说几个毫米厚;用手轻捏几下,没说多大力度;盐少许、糖少许,具体量也没有规定。工业文明就完全不同了,于是第二次传授过程我就告诉他们具体数据(比如牛肉2毫米厚等)。”

西方工业国家在工业化200多年的进程中,形成了完整的标准体系。工业制造业的行业标准通常分为两类:一是强制性标准,国家标准、行业协会标准、地方标准;二是竞争性标准,协议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企业标准不是国家强制执行的,是企业和供货商、订货商之间协议的标准,比国家标准要求更严格。比如,在瑞典工作时,瑞典的SKF轴承是的,为什么,国家标准轴承钢含碳量是0.95-1.01%,而SKF的标准是轴承钢的含碳量0.99-1.01%,这就高质量保证了轴承和滚珠硬度的一致性。

在ISO和IEC两大国际标准组织中,截止2016年底,有中国提出、主导的标准只有334项,仅占总数的1%左右。大多数标准技术委员会的负责人,为发达国家霸占,以IEC为例见下表。

IEC 177个机构中的任职

中国标准化事业虽有很大进步,但仍与制造大国及“走出去”战略不相适应。1952-1978年,中国的GB基本是取自前苏联TOCT标准,强制标准多达1.2万项,行业分割、矛盾冲突,且与国际标准不接轨。1980年代至2016年,经过多年清理,强制性标准已简化为3000多项,但仍与国际标准有差距。

标准是国际通行的技术语言,也是各国公认的产品质量判据。中国标准国家化程度的高低,是中国制造业产品能否“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中,企业能否顺利开展技术谈判与产能转移工作的关键。仅2015年德、美、日参与IEC标准化研究和制订工作的专家均超过4000人次,而中国则不到他们的一半。

因一些标准太低,中国受到“客户歧视”

中国因一些标准太低,而受到了“客户歧视”,在此举两例说明。

图片来自网络

2016年,宜家集团宣布在北美市场上召回床头柜和梳妆台,原因是这些产品导致翻到的事故已经给消费者带来一系列受伤事件,并造成多人死亡,而同款抽屉柜产品仍在中国销售,但宜家声称,在中国销售的抽屉柜符合中国国家标准,因此在中国市场不会启动召回。中国的国家标准仍然比较落后,标准升级更是节奏缓慢。这一局面,让宜家等企业有了在中国市场搞“双重标准”、“偏心经营”的借口,给其在中国市场“以次充好”留下了空间,助长了其傲慢的姿态。

图片来自网络

以食品为例,麦当劳宣布,2017年美国市场将采购不使用人类抗生素的鸡肉产品。而这一举措却不适用于中国,麦当劳的解释是:麦当劳“在中国销售的鸡肉产品符合中国国家标准”。中国标准本身应该是维护产品质量的消费者利益的底线,但现在却成了阻碍中国消费者维权的障碍,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

长期以来,我国一些食品标准大大低于国际标准,如乙烯雌酚(一种环境激素),欧盟规定的残留含量是0.001毫克/公斤,而我国国标是0.25毫克/公斤,相差250倍;(我先不说这些标准对与错,只是说明我国食品标准对这些物质研究还不够)我国鲜奶标准规定每毫升细菌含量不得超过200万个;但欧盟等地区为20万个。据媒体报道,我国食品安全标准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比例仅为23%。比如,我国农产品质量标准中只涉及62种化学污染物,而联合国粮农组织已公布了相关限制标准2522项,美国?.

我国标准化事业快速发展 部分产品质量提高实现“走出去”

近年来,我国标准化事业快速发展,标准的国际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特别是在一些优先发展的领域。在高铁、网络通信、家用电器等几个领域,中国标准已处于国际并跑及领跑水平,但在多数领域,中国标准与国际先进标准仍存在较大差距。

比如,我国建设的港珠澳大桥是世界长的跨海大桥,其中就涉及一个标准问题,某些外界人士就怀疑到,这是中国标准,是否可靠?能抗台风?是否抗船只意外撞击??所以我们必须在标准上制定国际先进的标准。

2016年新版国标GB-/T18254-2201《高碳铬轴承钢》修订时参照了ISO 683-17:1999、EN ISO683-17、ASTM295-09及SKFD33等国际国外先进标准,按冶金质量分为优质钢、高级优质和特级优质钢,增加了钢中残余有害元素Sn、As、Sb、Pb、AL、Ti、Ga等的考核指标要求;加严了镍、磷、硫、氧含量要求;非金属夹杂物按GB/T 10561标准检验,并增加了DS类夹杂物(值)和TiN的考核指标要求。

增加了滚动体用的连铸钢材考核中心偏析的要求和图片;增加了热压力加工用途钢材检验碳化物网状、显微组织的规定;增加了发蓝端口的检验项目;增加热轧(锻)材的网状检验项目和图片,增加了2.5级的球化退火网状图片;显微组织采用GB-T 1255标准图片,增加了1000倍检验显微组织的图片和要求;加严了钢材的脱碳层考核指标,通过以上修订使标准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在此基础上生产的高级优质和特级优质轴承钢已可批量出口,并用于品牌汽车(之前轴承钢只有用于国产民营汽车,合资汽车企业不会采用)。但是,实事求是,目前我国高铁轴承钢、航空轴承钢还做不到高质量。

以齿轮钢为例。我国齿轮钢因标准低,不被合资汽车企业认可,目前我国相应标准为GB/T 5216-2014《保证淬透性结构钢》,其修订参照了一系列国外先进标准。

但用户反映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在晶粒度方面,我国标准与国外标准规定基本一致,均规定钢的奥氏体晶粒度为五星或更细,但日本标准要求渗碳法测得的晶粒度为六级或更细。二是淬透性带方面。大部分国家标准中均对基础带(H带)和2/3带宽(H带和HL带,即窄带)加以规定,我国标准中H带宽度与国外标准基本相当,在12HRC左右。在窄带要求方面,美国平均为6-8HRC,而我国标准语欧洲标准基本相当,平均为9HRC左右。

我国钢铁总量已是世界,现在急需提高质量。目前钢铁领域对口的517项国际标准,已转化为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共有225项,正在转化的有27项,还有63项待转,202项不转化,转化率为71.4%。这说明我国钢铁领域标准整体上已可与国际标准并跑。

结束语:“问渠为何清如许,只因源头活水来”

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工业产品的出口数量名列世界前列,但与先进工业国家相比,质量仍然存在差距。究其原因可能与以下三个方面有关。

首先是中国的制造业在计划经济下,长期处于卖方市场,只要不是废品都能进入市场,不愁没有买家,造成生产者没有精益求精、严控质量、提高标准的经营方针,而是片面和追求产量增加带来的经济效益。其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管理系统不是以终产品为龙头,而是以专业学科来划分(如汽车、轴承、军工等需要大量钢铁材料的部门属于机械工业部,都没有钢铁及其他上游产品的车间),这就造成供应者与终使用者之间为产品质量标准的“扯皮”,往往是妥协办事(我参加了轴承钢的4次攻关,获得两次奖励,许多情况是轴承厂想要求标准提高,冶金厂不同意,牺牲的是标准,标准成为妥协的产物。这种情况在欧洲不一样,比如瑞典的SKF轴承公司,其钢厂一开始就轴承公司,是一条线。德国在二战后被盟军封掉的蒂森克虏伯公司是个钢铁公司,但还生产大炮、重型机枪,所以实际也是个军火公司,其都是按照终产品来严格控制钢铁质量的)。就是各工业部门虽然在新产品开发方面肯投入投入人力、财力,但在质量和标准的研究上相当薄弱,甚至有的行业和企业认为研究和提高质量标准是给自己找麻烦的错误认识。

“问渠为何清如许,只因源头活水来”。衷心希望与会专家和同仁们,在质量与标准方面多多努力,为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附:徐匡迪院士简介

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国人民友好协会会长,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

1995年至2001年曾任上海市市长,2003年当选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徐匡迪先生长期从事教育研究工作,是国务院认定的批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之一,发表论文120多篇,并撰写著作7部。

徐匡迪先生分别当选为英国皇家工程院、瑞典皇家工程院、塞尔维亚工程院外籍院士,美国工程院和俄罗斯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澳大利亚技术科学与工程院外籍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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